“我覺得這是因人而異的。人們把‘高分低能’和高考狀元聯系到一起，可能是因為對高考這種形式不認可，但就我實際接觸的人來看，‘高分低能’的比例不是很大。”可能是已經習慣了這種審視，張銳的觀點客觀而且自信。“高考可以看出十幾歲的小孩能否專心地把一件事獨立做好，很大程度上測驗的是情商。有人智商很高，但學習方法、耐力等調節不好也沒法考出好成績。”

　　“我的觀點基本相同。我認識的狀元在學識和人格方面都是很優秀的。”李娜也認為高考考好不但需要知識，而且遇到大事要能很沉著，把自己的水平發揮出來，需要綜合能力。其實從步入大學開始，他們的時間就都不再簡單地全部被學習占據了。張銳比喻說：“高中時覺得前面有一個燈塔，就是大學，什么都不用看，只要朝著那個方向走。

　　進了大學之后，發現燈塔沒了，身邊出現了各種新鮮的事情和機會，應該朝哪個方向走成了問題，不再清楚地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了。”

　　于是，他把大學當作了人生的實驗室，盡量多接觸新鮮事物，從中去發現那些適合和真正喜歡的事情。保證學習成績之外，張銳熱衷于社團活動，到各地旅游，大四時寫了一本講怎么充分利用大學四年時間的書，還和同學做過一個與高考有關的網站進行創業實踐。

　　畢業后，他成為當年唯一一個被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招收的中國大陸學生。張銳認為被看重的是學習能力和綜合能力，“財務方面的知識完全可以重新培養和訓練”。李娜也是學校社團活動的積極分子，大二時搞了一個影視協會。“畢業找工作也不看成績有多高，很重要的是操作能力和實踐經驗。不過學習成績也不能完全不顧，它是個基礎。有好的機會老師肯定會先想到學習好的學生。”

　　學會清零

　　張銳和李娜對曾經的“狀元”身份都看得很淡，既不覺得特別驕傲，也沒把它當成壓力。在他們看來，不論是“狀元”還是名牌大學，這些牌子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張銳至今都認為自己考上狀元是件偶然的事情，“高考的時候就是想怎么考一個好的大學，估計誰都沒計劃要考狀元。”進入大學之后，張銳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和別人說了，趕快忘掉。“考得好只能說明應試能力強而且運氣也不錯，沒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

　　“進了北大，沒人看你高考多少分，如果自己跑出來說‘我是狀元’，大家都會覺得你特別土。”李娜邊說邊笑。

　　聽到這兒，張銳提起美國有一句話“A students work for C students(得A的學生最后會為得C的學生打工)”。他原來是個A Student，但現在經常想要把自己的心態轉換成C Student，“因為得A的學生適應了別人出題等待應答，而得C的學生在學校里沒有回答問題的滿足感，會想一些課本以外的東西，創造力很高。步入社會以后大家不再面對同樣的問題去爭取得分了，而是自己找一個問題去解決，比的是誰的答案對社會更有價值。”

　　上了兩年研究生后，張銳申請提前畢業后進入了摩根士丹利。“同事都是哈佛、耶魯的畢業生，有很大的競爭壓力，狀元等牌子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要的就是工作中的表現。”

　　現在自己創業，他感觸更深，“每天都會碰到很多新問題，成績立竿見影，完全不會再去想曾經是高考狀元。特別是我所處的互聯網行業完全沒有出身之分，有的人大學都沒讀完，但積累了很多網絡上的實踐經驗，他們就是值得我學習的榜樣和追趕的目標。”張銳現在已經學會經常“清零”，從別人身上再重新學習。

　　剛工作一年的李娜對此也深有體會，“我的同事很多來自廣播學院或者電影學院，都很專業。外人會認為北大畢業的就應該做得最好，其實在這個行業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參與競爭的人，分數和名牌大學的文憑最多是敲門磚。”

　　“確實，符合你當時所在的價值判斷體系里的衡量標準，才真的有價值。人生需要不斷清零，不能覺得以前的成績能順其自然地帶過來。可能換了一個老板，公司換了一個目標，整個的判斷標準就全部都變了，需要有辦法重新找到和適應新的標準。”對于新的變化，張銳已經絲毫不會無所適從。

　　立足職場

　　與高考成為狀元相比，更難的可能是在畢業之后的漫長競爭中保持脫穎而出。

　　李娜認為那是人生中最公平、最單純的選擇，“因為只要分數占優勢，沒有人能有任何理由拒絕你，但是步入社會以后任何一個理由都可以拒絕你。”

　　作為校園里當之無愧的佼佼者，他們都經歷過初入社會時的短暫不適應。一次參加中學同學聚會，張銳發現一些以前學習不好的同學跟著家里人經商或者跑貿易，都做得紅紅火火。“我會開始考慮，花這么多時間讀書、接受良好教育帶來的價值如何真正在工作中體現。不過也沒有太多失落感，因為沒文憑的人也很向往文憑。”

　　李娜認為，工作中的競爭最不同的是起跑線不一樣。“我做的電視行業很需要實踐經驗，剛畢業不管學習成績多好，和工作了三五年的人相比肯定會有差距。大家都在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除了業務，與人相處的方法、工作和生活實踐協調的能力都很重要，比上學復雜多了。”李娜說自己意識到這些很快，但真正轉變過來還確實花了一段時間。

　　“如果總是等待別人提問，那么你永遠是被別人打分的人。我要做一個提問、給別人出試卷的人。”于是，張銳選擇了自己創業做CEO。“魔時網的模式是我想出來的。做創業公司沒人告訴你應該做什么，重要的是自己找到問題和要做的事，不再是等著考試了。”

　　張銳的公司成立只有三個月，現在聚集了10萬用戶，很多白領在魔時網上安排自己的業余生活。“互聯網開始從虛幻變得真實，我做的事情其實是非常生活化的東西，就是在網絡上找到人和你一起去做想做的事情。”

　　快樂無價

　　走出校園，再也沒有簡單的學習好就是成功的標準。財富、地位等等，都是很實際也是不可回避的標尺。不過張銳和李娜仍然覺得物質不是那么重要的東西。

　　“金錢、人脈、聲望等等，我身邊的人很多都用這些作為評價標準。”但李娜還是不太愿意接受這些。她周圍的朋友一半是還在讀書的同學，一半已經步入社會，兩邊的人價值體系有明顯的不同，都對她或多或少有些影響。“一個很普通大學畢業的高中同學，畢業一年多就買了車買了房，談論的都是房價、月供的話題；另外一個同學以很高的考研分數選擇了冷門的哲學專業，特別執著地講自己的理想，完全不想以后怎么生存。”

　　“我覺得這兩種都很好啊。”張銳聽到插話說，“關鍵是他們是否覺得快樂，做的事有價值，不用追究是否重視金錢和物質。”

　　張銳承認社會評價體系對他也有影響，包括物質上的東西。“但我屬于對物質需求比較少的人”，在投資銀行工作的時候，物質條件非常優越。“剛畢業就得到這些物質條件很興奮，第一次出差就坐頭等艙、住五星級的酒店、去哪兒都有車跟著、吃飯是最好的餐館、見的都是各個公司的高層、談的都是非常大的項目，虛榮心有很大的滿足。”但經歷了以后，他發現自己對物質很平和，“人對物質的需求從非常渴望到基本飽和之間的距離之短是在很多人意料之外的，稍微有錢之后就會突然發現物質的東西并不那么重要，開始想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

　　雖然現在物質條件比以前差很多，但張銳喜歡這種狀態，每到周三就會想這周怎么這么快又要過去了？盼著時間慢一點。“每天睡覺的時候想著明天要做的事很興奮，看到工作的一些成果很開心。當你覺得這件事情很有價值的時候，物質回報只是價值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最主流的東西。”

　　一年前面臨畢業的時候，雖然有很多選擇，但李娜沒有馬上找工作，把自己關了四個月埋頭寫劇本。“國內從來沒有寫大學生的電視劇，我覺得做這件事情特別有意義，完全沒心思考慮找工作，覺得物質不物質無所謂，只要喜歡就可以”。但隨后投資出了問題，辛辛苦苦寫的劇本最終沒有拍成，馬上面臨畢業，所有的問題都來了。

　　“不進入社會就不知道生活的艱難。我不贊成那種一味要追求自己的理想，比如想拍電影，就從家里拿錢的方式。我的底線是不能跟家里要錢，滿足自己基本的物質需求。把底線滿足了以后，就要追求做什么更快樂，選擇自己的興趣。”

　　心中有夢

　　張銳和李娜眼中都有自己的理想，認為工作就要追求有興趣的事情才有價值、才會快樂。

　　學的法律專業，第一份工作是投資銀行，但張銳發現自己真正有激情的事情還是互聯網。“我剛上大學的時候宿舍里連電話線都沒有，后來有了電話，過幾個月又有了網線，我非常清楚地看到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想做這個事情。”

　　畢業的時候趕上互聯網泡沫破裂的低潮時期，所以張銳選擇了先進入摩根士丹利，在工作壓力和強度非常大的投資銀行業務中鍛煉了工作能力，也積累了公司財務運作的知識。現在，他的目標是未來一年里將魔時網的用戶數量增加到100萬，“今后要讓它成為每個人都需要的平臺，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

　　“有的人很早就有特別明確的目標，一生都為一個目標不斷奮斗，直到有一天實現了，人生就圓滿了。這樣的人生活得特別輕松。”李娜對張銳的經歷很贊賞，但她覺得自己是另外一種人，她經歷著不斷尋找的階段。

　　李娜當初選擇大學的專業是因為特別喜歡電影，但是實習的時候用兩個多月從頭到尾跟過一個劇組后發現，電影對女孩子來說發展的空間還是比較小。“可能是因為我希望工作和生活目標合一的要求太高了，這個尋找的過程很困難。幸運的人或許目標一年兩年就找到了，但有的找十年，有的一輩子沒找到。”

　　后來李娜接觸到電視臺的工作，覺得很適合自己。她現在做一個少數民族文化方面的節目，“我已經做了30多個少數民族，介紹他們的服飾、文化，每天20分鐘。

　　人們對少數民族的關注還不夠深入，還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東西。他們非常原生態的生活，可能很快都會被破壞。我希望以后做人文地理方面的東西，能把這些記錄下來，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