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央企高管們憑什么“強烈反對”呢？看看這位高管的說法就明白了——去年全國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武鋼集團總經理鄧崎琳對記者稱，自己稅后年薪僅40多萬，而美國GE等大公司高管年薪是千萬美金。原來，央企高管們衷心認為自己的 “工資遠低于國外同行”，難怪要強烈反對。

 

　　可“遠低于國外同行”能成為“強烈反對”的理由嗎？要和國外同行企業比，為什么只比高管薪酬卻不比職工薪酬，為什么只比薪酬卻不比企業競爭能力和高管的經營能力？

 

　　央企高管薪酬該 “聽高管的”還是聽“雇主（全民）”的？就在鄧崎琳抱怨“工資遠低于國外同行”的8個月后，國資委出臺《中央企業貫徹落實 〈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實施辦法》，明確規定央企高管薪酬項目和標準由國資委或本企業出資人或董事會核定，不能由高管自己說了算。

 

　　從理論上看，央企的出資人是全體國民，無論國資委、國企董事會還是高管，都不過是受雇于全體國民、對全民負責的代理機構和高級雇員。“全民”才是那個真正需要為雇員高薪掏腰包的雇主，付錢雇他們是為了讓其打理好自家資產，管理不善會心疼，發工資耗錢多了也會心疼，豈能在“雇員”工資問題上毫無發言權？

 

　　根據有關資料，中國基尼系數2010年即已達0.61，屬于聯合國定義的 “收入差距懸殊”的社會。我們不奢望央企高管薪酬真能做到“與職工工資增長相協調”（見人社部、中組部等部委《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但至少應該“和企業以及企業的產品競爭能力相適應”（原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語）；全民作為出資人所發出的強烈質疑，不應只是一縷稍縱即逝、無人理睬的輕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