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偉毫不掩飾自己對愛動手學生的青睞。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的黨委書記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將這類學生和理論考試獲高分的學生做了個比較，他說，如果兩種學生都來報考他的研究生，他選擇前者。

　　他拿出手機，走出辦公室，過了一會兒回來，指著電腦屏幕說，“看，它自動鎖屏了。”原理很簡單，通過藍牙，在手機和電腦之間設定一個10米安全通信距離。而這就是他的一名愛動手的學生的杰作。

　　“如果學生只知道背書考試，沒了實踐的興趣和創新的能力，搞不出像樣的東西來，那將很可怕！”劉建偉說，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他辦公室里那臺惠普打印機，國人就做不出來。從宏觀層面講，國家科技戰略早就有了，可相應的人才培養能否跟得上，這是個問題。

　　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全國兩會也抓到了這一問題：美國81%的工程專業畢業生可以立刻勝任工作，印度有25%的畢業生可能做到這一點，中國的比例只有10%。這份“2012～2013全球競爭力報告”被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德秀拋出來后引起一片熱議。

　　成長于北京、后移民英國的倫敦防務安全分析師加里·李曾在2012年末發文指出，美國軍界對于中國軍工成長進度存在誤判，因為美國忽略了中方的工程師——被加里·李稱作真正締造中國軍工奇跡的因素，而僅僅歸因于“抄襲”、“間諜獲取”等手段。

　　加里·李還舉了剛剛為殲-15艦載機付出生命的中航工業沈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殲-15項目負責人羅陽的例子，他說：“中國要獲得那么多遭西方封鎖的技術，沒有像羅陽這樣的忠誠人士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人崇拜像羅陽這樣的‘事業英雄’，他們渴望民族振興，這恰恰是令美國緊張的。”

　　自己原本擁有令他人緊張的東西，如果放松或是失去了，那么緊張的就不再是別人，而是自己。

　　因此，怎么才能培養出更多像羅陽這樣的事業英雄來，如何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投身工科，又如何將那些已經身在其中的人才潛能激發出來，仍是中國科教界需要長期思考的問題。

　　來自美國創新軸心的啟示：學院式教育模式已不適合快速的發展與激烈的競爭

　　劉建偉喜歡愛動手的學生，主要是因為他不太贊成學生將考試成績看得太重。然而，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對中國大學而言已經“十分難得”，對工科尤甚。

　　比如，農村孩子小時候玩過打彈珠，這種游戲可以讓他們獲取對于“能量傳遞”的感性認識。如果進入大學后才開始用繁雜的公式去推導、演繹某一種物理現象，只能是空對空，既不容易理解，也很難產生興趣。

　　更重要的是，學生會漸漸喪失從實踐中發現、解決問題的能力。

　　2009年，劉建偉曾赴美國高校訪問，在麻省理工學院他聽到這樣一個故事：一輛警車不見了，多方尋找，發現車被架到了一座教學樓的樓頂上。警察四處尋找線索也沒搞明白“車到底是怎么上的樓頂”，最后無奈地說了一句：“準是那幫學生干的。”

　　麻省理工學院有著“世界理工大學之最”的美名， GPS導航、雷達都誕生于此。盡管對這些歷史和該校“手腦并用、創新世界”的校訓早有耳聞，但劉建偉還是被學生的這種“創造力”震住了。

　國內早有專家呼吁學習美國對創新人才的培養模式，《讀書》雜志2012年末載文《美國創新模式轉型對我們的啟示》對此進行了剖析。不過，這篇文章更多關注的是被人們忽略的美國另一個創新軸心——東部教育。

　　由科技部原副部長劉燕華和國務院參事馮之浚操刀，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對美國西部創新軸心的調研較多，其創新模式和經驗已得到重視。同時，我們也要了解東部軸心的進展，其后發優勢已顯露出端倪。

　　所謂美國東、西部創新軸心，一個是以斯坦福大學和硅谷為核心的西部軸心，信息產業在這里蓬勃興起；另一個是以坐落在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為核心的東部軸心，這里聚集著大批高端的“奇才”、“怪才”。而后者也被稱為“顛覆性的創新”，形成了“創新夢工場”、“CEO的搖籃”、“知識資本再造”的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模式。

　　兩位作者將這種模式稱之為創新實驗室模式，其教學模式簡單來說就是“用什么，學什么”。他們認為，學科細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很多弊端，如使創新的視野收窄，使培養的人才偏向單一方向的“工匠”。而要培養的精英人才，眼界必須要寬，更重要的是有自我學習的能力，在知識與信息“爆炸”的時代，隨時可以把最有用的知識“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