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國式管理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其實，企業要不要進行中國式管理，完全取決于實踐需要。即要看即定的管理模式、管理工具和制度、決策在執行中是否出現了扭曲，而且是受中國文化制約的扭曲，即中國式扭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校正，就可以稱之為中國式管理。在這里，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式扭曲，而并非是否適用中國式管理。
什么是中國式扭曲

我們知道，管理科學成果是人類共同的智慧結晶，管理工具應當是沒有國界的。有關專家提出中國式管理這一課題的邏輯基礎是，國外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引進到國內后，往往變了味。其實，“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的現象并非中國才有，比如在日本，一度就有“績效主義毀了索尼”一說。

      索尼雖然沒有被“毀”，但是績效考核在索尼的確產生過扭曲。索尼公司前常務董事天外伺朗說，索尼實行績效管理后，問題不斷。因為要考核績效，必須把各種工作要素量化，人們在這上面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在真正的工作上往往敷衍了事。幾乎所有人都傾向于提出容易實現的低目標，使得索尼精神的核心即“挑戰精神”消失了。索尼公司內追求眼前利益的風氣蔓延，最大弊端是搞壞了公司內的氣氛。上司不把部下當有感情的人看待，業務部門相互拆臺，都想方設法從公司的整體利益中為本部門多撈讓處。于是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在消費者使用時著火，索尼陷入“電池門”，僅當時一個季度就出現約1000億日元的虧損。

      由此可以看出，執行扭曲與一般的管理工具“水土不服”有所區別。如果說“水土不服”是決策者在引進管理工具時忽視了背景條件，那么執行扭曲主要是在執行中出了問題。問題的性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屬于理解錯誤，客觀上出錯；另一種則是故意的扭曲，實質上是一種博弈，深為管理者頭痛的執行中的“變味”正在于此。另外，管理者將引進的管理工具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的時候，進行一定的變通是必要的。但執行扭曲與必要的變通有明顯的界限，執行扭曲是不正當的變通，背后有不正當利益的驅使。

    “扭曲的玫瑰”并非中國所獨有，但是不能否認的是，發生在中國企業里的執行扭曲相對較多，較為普遍， 花樣不斷。一般說來，它們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遁辭。中國式扭曲往往有較好的包裝，比如標榜理論聯系實際，從實際出發等等。將不正當的變通歸責于環境的不理想、不規范。在似是而非的遁辭掩護下，執行扭曲具有很強的同化功能，被稱之為潛規則，比較有“自組織性”。中國式扭曲的源頭往往是那些實權派人物，或許他們不必親自實施，只要有所暗示就可以了。實權派人物可以根據其權力的直接來源或者基礎，形成一定的“圈子”，協同扭曲。問題發現后處理起來更糾結。中國式扭曲造成損失后，管理者往往會陷入情、理、法的旋渦之中，如果不能深度問責，只能跟著打“太極”。

      根據上述特征，我們可以將中國式扭曲的表現大致劃分為三類：一是執行作弊。這是一類嚴重的執行扭曲，基本上是掛羊頭賣狗肉。比如打著資本運作的旗號，上演著空手套白狼的鬧劇，與欺詐近在咫尺。二是傳遞誤導。這一類中國式扭曲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只不過那不是口誤，而是故意念歪的。三是激勵博弈。這是經常性的中國式扭曲。當管理工具涉及人的問題時，往往是為了實施正反兩方面的激勵，但是令管理者尷尬的是，管理者所激勵的，并非自己想得到的，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被扭曲的文化背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們按照中國式管理的模式進行管理時，同樣會產生扭曲，這是不以人們的善良意志為轉移的。比如戰國時著名軍事家吳起，在戰場上親自為負傷的士兵吮膿血療傷，愛兵如子，應當是中國式管理的典型案例。但是以當今經濟和科技的發達，完全可以對員工有更多層次的人性化關愛，如果管理者一定要采取吳起將軍吮膿血那樣的具體形式，極有可能是形式主義。報載：某地的公安局政委到基層看望在酷暑下堅守崗位的一線干警，出于宣傳的需要，安排了一支干警隊伍列隊等候這位政委。政委來了以后，接過工作人員遞過來的白毛巾，給公安干警擦汗。照片見報后，引起人們的普遍質疑，認為“交警烈日下排隊半小時等候被擦汗”純粹是在“做秀”。毫無疑問，這位政委的擦汗“表演”難以真正體現對一線干警的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