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軍總會想起三年前畢業的時候。他在廣州的第一個“家”在江南西，兩個人住。一年多前，他搬到了西關，如今三個大男孩擠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間里。

　　在外來人口密集的廣州，這個80后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眼下開始滲入西關、河南等老城區租屋。

　　“他們的存在將是長期現象。”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稱，這將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普通勞動者群體”。

　　傍晚，荔灣區逢源社區的一條小巷。兩旁的西關大屋把巷里的天空并成一條窄窄長長的深藍。越往深處走，一幢高樓就愈加清晰，那是新開發的樓盤，均價兩萬元以上。

　　巷子深處有幢四層小樓。王曉軍和另外兩個大男孩的小屋藏在三樓，樓道狹窄，梯級高陡。敲開門，一個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間乍現。

　　聽到有客人來訪，同住的男孩感到羞赧，迅速躲進洗手間。屋內不是一般的凌亂，一張小床占了客廳的一半，其余空間塞滿了各種雜物。

　　客廳一端的左邊，在床頭處用簡易木板隔出了一個不到1平方米的空間，算是廚房；右邊是同樣大小、轉身都困難的洗手間。客廳的另一端歸王曉軍和另一個男孩唐宋共同“享有”。一張小小的雙層床擠在墻邊，幾乎沒有可以下腳之處。

　　26歲的王曉軍來自廣東開平，三年前畢業于廣東教育學院，現在荔灣區一所民辦小學任教，“每個月到手有2500元左右。”

　　每個月房租1100元，加上水電費，每人分攤400元。每天他都和同事步行上下班，省下了交通費。

　　三個男孩相依過著集體生活，白天學校管早飯和午飯，每個月交100元的伙食費；晚上他們會約著在附近吃盒飯，“八塊五，定價”。盒飯實在吃膩了，三個人會輪流做東，花個幾十元在小飯館里叫幾個小菜。“嚴格控制，每個月只能兩三次。”

　　老西關的生活成本顯然更讓曉軍感到滿意。除去房租、伙食費、手機費、上網費等，他每個月會寄500元回家，最后能留到手里花費的不過數百元。最近，曉軍戀愛了，女朋友是他的同事。“用來拍拖的錢，最多600元。”

　　每天傍晚，穿行于那些橫街窄巷，曉軍偶爾也會想想，在廣州扎根的夢想到底離自己有多遠。“白云區有樓梯房，36平方米，27萬元。”這讓曉軍茫然的心忽然有了盼頭。“但房價會等我嗎？”他笑著搖搖頭。

　　曉軍第一個人生期望是在兩年后轉入公辦學校，“每個月有5000元”。

　　小胖子唐宋和曉軍一樣，是同一所民辦小學的體育教師。他睡在曉軍的下鋪，壯碩的身軀每天都要蜷縮在那張小小的雙層床里。

　　在曉軍眼里，唐宋的生活太“宅”。課余，除了躲在過于狹小的房子里上網，他幾乎沒有任何娛樂活動。和曉軍不同，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的唐宋在本地基本上沒有任何朋友。“只認識學校的同事，其他人我不想也沒機會打交道。”剛來工作的時候，學校里的男孩們還會相約著打打球，工作時間長了后，各種壓力紛至沓來，大家連打球都沒有時間。

　　這讓唐宋感到很失落。于是小伙子只能天天待在小房子里，打打游戲，上上網，打發過于寂寞的時光。

　　在同住的人眼里，唐宋的家庭算是比較“有錢”。小伙子老家在株洲，父母都是城里的職工，即使將來退休也有保障，因此他沒有太大的養家壓力。

　　來廣州工作是唐宋自己堅持的，他也不覺得目前這種生活狀況很委屈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地方就是不一樣”，唐宋的直觀感受就是，“在這里干出成績，可以迅速被體現，反響會大。”

　　“宅”在小屋里時，唐宋也不總是在上網玩。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我最希望自己能親手帶出一支學生籃球隊來，但目前在民辦學校，學校也明確表示暫時還沒有資金組建。”

　　唐宋深信，如果這個理想還有實現的希望，那么在廣州一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標。

　　“我想給自己幾年時間，等到30~35歲左右吧，如果還不能實現理想，我就放棄回老家。”

　　回鄉，意味著有父母的照顧和陪伴，也意味著能迅速擺脫這種群居生活，也許還意味著與“成家”更短的距離。但是在唐宋心目中，這一切都暫時比不上一個仍在遠方的理想。

　　盧建東一家住在王曉軍的樓上。其樂融融的一家三口是這座小樓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樓里的單身人士們都喜歡到頂樓的盧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間是個小套間，夏天十分悶熱，房東照顧他給了每個月650元的價格。這是一個讓人羨慕的價錢。

　　盧建東和妻子田樹蓉都在小學任教，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準要比單身漢們高一點——至少有條件自己買菜做飯。

　　不過，家庭的生活成本也與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兒園了，每個月600多元的費用。

　　田樹蓉常常會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陽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對自己將來要回湖南老家這一點，田樹蓉頗為明確。“攢夠了錢，我們就會在長沙買房子。生活，還是在長沙更舒服。”

　　盧建東是70后，畢業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長沙、東莞、廣州等地任教，一直沒有安定下來。“我們想趁著年輕多走些地方，為將來的生活早作準備。”

　　盧建東居住著的這座小樓是附近有名的“教師樓”。整條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個個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間，租給從各個方向趕來，從事各行各業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學畢業生。街坊們樂于把房子租給大學生們，因為他們文明、安靜，社會關系簡單。

　　“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會是長期存在的現象。”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說，一個城市對居民生活的解決能力，要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而這個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來。

　　“我早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并且觀察已久。”鄭梓楨認為，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出現比較明顯的“80后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跡象。“上個世紀90年代末的高校擴招潮，凸顯了這個問題。”

　　“擴招使高等教育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大學畢業生本身的社會角色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的前程不再如父輩般通暢。和父輩相比，同樣是大學畢業生，但現在每個個體都覺得自己的前程忽然變窄了，就業的機會少，適合的崗位少，通路少，而工資低了，住房價格卻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學畢業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發展前途，再也不是為發展而奮斗，而首先要為生存而奮斗。”

　　在鄭梓楨看來，如今的大學畢業生的定位早已被改變為“有知識有文化的普通勞動者”。“因為擴招，過去可能不能進入高校的青少年現在可以了。現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你的價值自然就發生了改變，要面對社會上各個階層的角色，而不再是過去的優質就業機會。”

　　“這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自然產生的一種調節”，鄭梓楨認為，大學生就業同樣要有明確的市場競爭意識。“用市場行為來選擇，你有能力，畢業后就去做公務員，不夠就做老師，再不夠就做工人。市場的選擇是公平的，不接受也要接受，這是種客觀的變化。”

　　“對于整個國家來說，這是好事也是趨勢。各個城市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務，剩下的就需要人才自己參與市場競爭。你在這場戰役中打勝，你就能在城市里留下來，成為這個城市的人才；而你要是能力不夠，或者不能適應城市的生活，我們也鼓勵你轉戰二三線城市。廣州深圳不行，你能不能考慮去中山，再不行，能不能去韶關、清遠？國家也可以采取一些經濟手段，吸引人才往邊遠地區流動。”

　　“總之，如果你能力不夠又堅決不愿離開，那么你就必須對你自己的生活質量作出選擇——去工資稍低的崗位，向下流動。”他說。

　　“交給市場去決定，對于個人來說難免會有陣痛，但是對于國家的發展來說，這是正路。事實上，如果把眼光放開，哪個行業不存在低收入群體？我們教授可能也有低收入群體，你能力不夠就只能在比較差的高校任教。要看到的一點是，市場競爭只會排斥個體，而不會對整個群體進行排斥。如果是對整個群體的排斥，那就是一種歧視。”

　　“比如一個城市就不能排斥農民工群體，而是用種種手段讓他們有通過努力而進入的條件。”鄭梓楨認為，推動社會流動的最好手段就是教育，這是在給所有人提供參與競爭的可能和基礎。

　　“對于大學生而言，必須培養市場競爭意識，如果過去沒有，就現在開始培養。國外也沒有大學生一畢業就能買房子的，過去的時代已經過去，每一個人都必須接受這種社會角色的調整。調整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困難，生活會變得不如意，但不能指望馬上被解決，我們只能說朝著改革的方向努力。”鄭梓楨認為，對于當今的中國而言，這是必須經歷的陣痛。

　　“80后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有許多特點：高智、弱小、群居。他們主要聚居地是國內各大城市。

　　他們擁有較高的智商和知識水平，畢業后無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鄉接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