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潔的不幸離世連日來引發媒體熱議，很多網友更將其冠以“過勞死”標簽。然而，在一缺制度保障、二無法律支撐的語境下，就算潘潔是因過勞而死，一時也難以追求當事企業什么法律責任。

    如果說企業與監管部門的麻木讓人悲哀，年輕女白領的悄然離世雖引起唏噓聲一片，但對職場中人的警示卻十分有限。4月18日，前程無憂網就此事發布調查：“當高薪的工作和自由、健康的生活發生了沖突，你會選擇什么？”有79%的受訪者在糾結一番后，選擇的天平還是傾向了“高薪”。

    一邊是對企業加班加點、剝奪自由與健康的控訴，一邊卻是近八成人愿拿“健康”換“高薪”，這種反差著實讓人深思。照理，在目前相對自由的市場環境里，就職、離職本可以自由選擇，但這種自由背后似乎有種無形的手操控著人們：在就業和生存的重壓下，工作有時并不是快樂和價值的體現，而只是一種妥協與自我出賣，比如礦工冒死下井挖煤，農民工不惜染上塵肺病而從事粉塵工作。

    潘潔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關注，主要是因為很多人從中也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輿論空間里彌漫著無奈、憤慨，更有一種真實的焦慮。有網友不無感嘆地說：“如果溫飽不愁，哪個傻子會拿著自己的性命去換工資”，“房價飛漲、物價上漲、壓力山大、前途未卜，逼著我們拿青春換取面包！”

    網友的評論讓我想起兩句知名度很高的臺詞，一個是《蝸居》主人公海萍說的：“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連串數字蹦出：房貸六千，吃穿用兩千五，孩子上幼兒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費三百四……”另一句是《奮斗》主人公陸濤的：“我焦慮，我很焦慮，我非常焦慮。” 是的，對于很多人特別是在大城市拼打的年輕人來說，生活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壓力與焦慮：生存成本太高，社會保障不夠完善，上要養父母，下要育兒女，還要買房、買保險、存錢，以應對失業、生病等未來可能出現的種種不測。更重要的是，你沒有殷實的家底，沒有一個叫李剛的爸爸，所有準備大都要靠個人奮斗完成，以至于不得不無止境地拼搏，甚至不惜透支健康、付出生命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