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王道”與“霸道”的論述，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有過如下論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句話的意思是只用政策來管理和用刑罰來規范人民，人民就會只求免于刑罰，即使犯錯但只要沒受到刑罰的處罰，心中就不會有羞恥感。而用道德來管理和用禮數來教化人民，人民就會從內心有羞恥感，從而自動自發的遵守社會規范。由此可見，僅用以力服人的“霸道”雖然可以震懾組織內的成員免受錯誤，但卻不會達到自動自發的管理目的。只有用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最終感化組織內的成員自覺的遵守規章制度。從而達到管理的最終目標，這其實就是西方管理學說中的制度與文化的辯證關系的最早論述。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其實涌現出許多偉大的管理大師，其管理的哲學理念與西方兩千年后今天的理論同出一轍。這不得不說我們古代圣人先賢的智慧已經超越了歷史的時空。我們現在重拾歷史的思想貝殼，就會有許多意外的驚喜和收獲。我們就會感知中國化管理的精髓和魅力。（更多有關愛維龍媒董事長段俊平先生中國化管理相關觀點可以參見《畫好圈、餅、叉就是管理大師》）

　　現代西方管理學中對“制度”和“文化”的管理關系做了許多論述。在西方許多制度很容易被人們接受并被執行下去，因為西方人們有宗教契約精神，而在中國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被執行，壞的制度甚至是不合理的制度，開始就會被人們的詬病而無法執行下去，曾經流傳甚廣的管理故事證明了這一點。一位管理學者，在德國和中國各選了一個公用電話亭，在兩邊分別標上“男、女”二字。德國人見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開使用，即使在一邊排隊一邊空置的情況下，也絕不會去違例；而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視若無睹，“男、女”二字形同虛設，所以在中國制度也一定要體現其合理性。如果不符合中國人思維習慣的制度就是再“霸道” 也很難執行下去。中國神話中的玉皇大帝的天條也因為不合理而被孫悟空在中國人的叫好聲中被砸了個稀巴爛。中國有句古語叫“法不責眾”。所以在中國“情、理、法”的傳統文化氛圍中，“王道”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而“霸道”也應該是建立在“王道”基礎上的。如果“霸道”超越了以德服人的理念，那么執政者再強硬制度也會執行不下去，從而使其統治和管理的組織產生反抗而最終使這個組織無序化。三國時期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就是“王道”與“霸道”的辯證關系最好的例子。諸葛亮用“霸道”七次擒住了孟獲，但是為了孟獲能自動自發的從內心歸順，所以諸葛亮又用“王道”之法放了六次孟獲，終用“霸道”與“王道”的結合使南夷地區長治久安。從這個歷史故事中可以得到啟發。沒有“霸道”是不行的，但是光靠“霸道”也不行，“王道”是管理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管理主體就是“王道”。而“霸道”必須有其合理性，合理的“霸道”正向孔子所論述的必須建立在“王道”基礎上才能達到管理的效果。

　　就現代管理而言，“王道”就是文化的管理，“霸道”就是制度的管理，管理不僅要有科學合理的制度，而且還必須有符合這個組織特點的優秀文化。企業在規范約束員工行為的同時，應該給員工們留下自由發揮的空間，形成以德服人，以人為本的良好文化氛圍。使員工自覺自愿的進行自我約束，自我規范，各司其職，這是科學制度貫徹的保證和前提。所以“王道”是“霸道”的前提和保障：“王道”能帶來員工自我激勵，自我約束和自我協同的管理終極目標，而科學的“霸道” 又是為“王道”服務的必用的一個管理手段，沒有合理的“霸道”，組織就陷入了無序的狀態。（更多有關愛維龍媒董事長段俊平先生中國化管理相關觀點可以參見《儒家八德與企業管理》）

　　當下中國企業， “霸道”的制度建設已不是最大問題。但制度建設以后如何用人性的道德力量去執行遵守它，是一個挑戰。那么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王道”管理模式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傳統文化是教怎么做人的管理方法。只有懂得怎么做人，才能主動去遵守“霸道”管理制度。否則制度永遠都是寫在紙面上的。

　　如何處理好“王道”與“霸道”的關系，是企業管理的關鍵。掌握了“王道”與“霸道”的辯證法并合理應用，管理者就找到了管理的本質，用“霸道”來規范員工的行為，用“王道”來內化員工的自我管理認知，就能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霸道”是西方科學的流程，“王道”是中國的傳統哲學理念，兩者的科學結合其實就是中國化管理模式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