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會出現“拼爹”、“蘿卜招聘”的現象？社會成員能否憑借自身努力，從收入、地位等較低的層面向社會上層流動？新近出爐的首份“浙江社會流動調查報告”或許提供了答案——報告顯示：浙江社會的流動性較高，總流動率為65.07%，其中的向上流動率達57.55%，農民、體力勞動者減少，管理者、專業(yè)技術人員、辦事人員等白領成為社會結構的主要群體，這樣的流動符合現代化社會的發(fā)展趨勢；但報告也顯示，當前的社會流動性有固化的趨勢：中層以上的社會地位較封閉，底層的職業(yè)流動以水平流動為主。

  “浙江經濟活躍、社會流動性高，但從調查中也不難發(fā)現，近年來社會流動有固化的趨勢，人們對憑個人努力提升地位缺乏信心。”昨天，報告執(zhí)筆者之一、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社會地位結構呈倒“丁”字

   社會流動是指人的特定的社會地位的變動。楊建華表示，社會流動可分為水平流動(同一社會職業(yè)階層內的流動)，垂直流動(從下層地位、職業(yè)向上層流動，或從上層向下層流動)。合理、充分的社會流動是社會生機、活力的源泉，現代社會應能為每個成員依據其能力提供垂直流動的條件，“在開放的現代社會，衡量人的標準是自致因素，即能力——而不是先賦因素，每個成員依據能力決定其個人的社會地位。”

   據介紹，此次調查按地理區(qū)劃和經濟發(fā)展水平，在浙江11個市中抽取了浙東北、浙西南的6個城市，再根據經濟發(fā)展水平、城鄉(xiāng)人口比例等，每個市抽取相應數量的區(qū)、縣及鄉(xiāng)鎮(zhèn)，按街道(鄉(xiāng)鎮(zhèn))、居委會(村委會)、戶、個人逐層抽樣，發(fā)放問卷1300份，回收有效問卷1213份。被調查者在職業(yè)類別上，包括國家公務人員、經理人員、私營企業(yè)主、專業(yè)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yè)服務人員、工人、農業(yè)勞動者和失業(yè)無業(yè)人員10類；年齡在25-55歲的占85.6%。

   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者父代是農民的比例為52%，是體力勞動者的有22.7%，合計74.7%；父代為非體力勞動者的占20.9%。但在子代的被調查者中，農民僅占10.5%，非體力勞動者占比上升到50.8%。這表明，農民階層不斷縮小，體力勞動者減少，管理者，專業(yè)技術人員、辦事人員等白領成為主要群體。此外，浙江的總流動率為65.07%，其中的向上流動率達57.55%。在社會流動中，有四成多機會是由于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提供的。

   但與此同時，目前的社會地位結構呈不穩(wěn)定的倒“丁”字形——子代的現職社會地位，處于中層、中下層、下層的占83.49%。“這種形態(tài)，既不是典型的‘金字塔’形，也不是標準的‘橄欖’形，更不是‘洋蔥’形，”報告認為，形成這種底座的3層過大，而上層、中上層收縮較快的結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社會流動的渠道不夠暢通，一些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yè)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仍阻礙著人們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

   公務員職業(yè)代際復制率高

   社會學分析社會流動，常用代內流動(個人一生中的社會地位變化)和代際流動(子代與父代社會地位的升降)的視角分析社會地位獲得的承繼性的大小。代際流動又分復制式流動、替代式流動，“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1種代復制式流動，“富不過三代”、“寒門出貴子”則是替代式流動。

  “浙江社會流動調查報告”顯示，父代職業(yè)是國家公務人員的，子女成為公務員的比例達45.5%；經理人員、私營企業(yè)主的子女成為國家公務人員的為14.3%，其余職業(yè)類別的子女成為國家公務人員的比例都低于10%。同時，父代為國家公務人員的，子代90%從事的是收入、職業(yè)聲望較高的職業(yè)(公務人員、經理人員、私營企業(yè)主、專業(yè)技術人員、辦事人員)，成為個體工商戶、商業(yè)服務人員、工人、農業(yè)勞動者的不到10%。

   另一方面，父代職業(yè)為農業(yè)勞動者的，其子女在各行業(yè)的分布較分散，成為農業(yè)勞動者、工人的比例最高，分別為20.4%、19.2%；其次是個體工商戶，比例為16.1%；成為商業(yè)服務人員的3.4%；合計59.1%。

  “比較不同職業(yè)間的代際復制率，可以看到：公務人員的復制率較高，工人、農民的復制率較低”，報告認為，而各家庭出身成為公務員幾率的差別，顯示這一職業(yè)階層有一定程度的繼承性，說明優(yōu)勢職業(yè)地位的繼承性更強，社會流動趨于固化。

   此外，在回答問卷中“您認為個人提升自己社會階層的機會有多高”時，被調查者的看法比較消極，共有45.03%的被調查者認為“沒有機會”(13.99%)、“機會低”(17.05%)、“不知道或很難講”(13.99%)。

  “這種感受是社會現狀的折射：一方面是對更高社會地位的期盼，另一方面又缺少向上流動的環(huán)境和機會”，楊建華分析，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深層結構上遭遇相應既得利益群體的排斥，“其結果對個體而言，就是對流動機會獲得的預期不好；對社會結構而言，是失去了靠后天努力，通過公平、有序競爭獲得體面社會地位的階層示范效應——這需要引起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