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做這種事情是13歲的時候，結果是既　平淡無奇又讓人難為情，我把它藏了起來，不讓任何人看到。最近這次努力也同樣平淡無奇且讓人難為情，但這一次，我把它復制在下面。

　　我的目標是動搖最近流行的管理學理論。該理論認為，心情愉快的員工比心情糟糕的員工更具創造性和成效。據信，5月《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證明了這一理論。在這篇文章中，238名職業人士被要求每天記錄他們內心中的工作生活。兩位教授關注著逾1.2萬條輸入內容，并將這些內容與人們的工作質量進行對比。

　　我剛剛對自己進行了同樣的實驗，對其結果所做的分析，得出了一個不同的結論。首先，我們來看看原始數據。

　　星期一：以近來的標準來看，感覺意氣風發。開始愉快地撰寫《知心凱拉韋》讀者來信專欄。感覺自鳴得意。午餐時，與同事進行了長時間的閑談。下午的時候，干勁兒有所下降。慌慌張張地寫完了專欄。意識到自己忘了去學校接最小的兒子。騎自行車回家，感覺不那么自鳴得意了。

　　星期二：睡眠很糟。懶散地開始工作，感覺疲憊、乏力，而且一點兒都不高興。與一位無聊的同事交談，發現自己討厭他。幾乎沒有任何電子郵件。感覺自己不受歡迎。不情愿地寫了馬丁？盧克斯(Martin Lukes)專欄中的一部分。閱讀工作成果，認為它矯揉造作，而且無趣。發現自己憎恨工作，并盤算著退休。隨后，在家和女兒一起做了一些數學題。很奇怪，感覺到聯立方程式使自己精神振奮。

　　星期三：在陽光中騎車上班，感覺無憂無慮。回顧前一天的工作，覺得還不是太糟。滿意地完成了專欄。與別人聊天。與另一位同事共進午餐。我們坐在陽光中一同抱怨，這挺不錯。愉悅地處理電子郵件。消磨時間。在一天結束的時候有些空蕩蕩的，但是挺好。

　　星期四：因為幾乎沒睡，感覺有些酒醉沒醒。頭疼、情緒低落。與一個我喜歡的人互通電子郵件，郵件內容毫無意義，而且脾氣很壞。坐下來寫這個專欄。情緒非常糟糕，以至于不想和任何人說話。在頑固的使命感下工作，盡管感覺結果蒼白得無可挽回。

　　讀者們可能想到兩點。首先，與那238位職業人士相比，我的經歷或許沒有那么重要。對于這種想法，我愿意談一談那些職業人士日記的糟糕質量。這里有個例子：“我老板的老板來訪，這很好。他帶來了瓶裝水！”相比之下，我的日記讀起來就像是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

　　一種更為嚴肅的反對意見是，我的日記似乎在支持我設法駁斥的理論：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這兩個我情緒不佳的日子，我的工作也很糟糕。而真相更為復雜。

　　多年來，我一直在監測自己起伏不定的心情以及它們對我工作的影響。當我陰郁時，我總認為自己的工作很糟。當我高興時，我往往認為自己的工作很好。然而，我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判斷，糟糕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實際上，讀者最喜歡的那些專欄文章，經常是我在幾近絕望的狀況下寫的。而很多我喜歡的文章，卻根本產生不了預期的效果。

　　原因有三點。當我疲勞、不高興時，我沒有力氣聊天。我嚴肅地專注于自己的工作。同時，我也更愿意去冒一些創新的風險——如果生活看起來已經夠糟了，還怕失去什么呢？而且，當我情緒低落時，我對自己的評判特別嚴厲，這也讓我會更加努力。

　　如果我說對了，那么，這里就蘊含著一些有趣的管理學道理。經理人應該集中精力、盡可能地讓我們感到痛苦。實際上，我的日記并沒有充分表明這點。糟糕的感受有許多種，有些感受比其它感受更有利于工作。輕微的沮喪可能對工作有好處。而嚴重的抑郁則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好處。不是由“存在性焦慮”(existential angst)導致、而是由白癡經理人和愚蠢的管理層導致的糟糕情緒也不利于生產。它只會讓人想：費這個勁干嗎？

　　我的日記似乎暗示，經理人應該雇用天生有點神經質和抑郁癥的職業人士。不過，就連這也不盡然，原因就是學術上稱為“情緒傳染”(emotional contagion)的某種現象。愉快的心情可以感染他人，悲痛的心情也可以傳染。看看我周二和周四記錄的幾條內容，我可以得出結論說，我根本沒有對自己周圍人內心的工作生活有任何幫助。

　　我的日記里只有一件事對經理人有點建設性意義。看看我在周二做的事吧。請注意數學題是如何使我振作了起來。這與《哈佛商業評論》的觀點有共鳴。《哈佛商業評論》發現，當員工確切知道他們被期望做什么、而且獲準去做的時候，他們會更加快樂。含糊不好。明確好。這說明了為什么方程式會帶來這么大的幸福。我知道自己想去做什么。我有做這件事的工具。而且我得到了答案——完全、客觀，無可爭議地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