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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輕、學歷高，或更能站穩腳跟？

在“北上廣”，拼搏奮斗的核心人群在20-40歲之間，占整體外來人口比例都超過75%。但從年齡結構比較，上海的年輕群體年齡段更為集中，北京45歲以上人群占比明顯大于其他，而廣州外來人口的年齡構成則更偏向年輕化。

2012年，國家人口計生委曾對“北上廣”35歲以下青年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態作過監測研究。發現收入是他們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堅守或逃離“北上廣”的關鍵。從調查數據來看，北京的外來青年收入最高，月平均3280元，上海3006元，均超出全國同齡流動人口2513元的平均水平；廣州則低于平均，為2470元。

影響收入最關鍵的因素被認為是學歷。“北上廣”三地學歷在本科以上的外來青年，月均收入分別是5652元、5756元和6569元。

“流動中國”調查數據顯示，廣州本科及以上學歷的青年人群比例確實遠低于北京和上海，這或許是高學歷年輕人在廣州更“吃香”的一個原因。

另外，在上海、廣州的外來年輕人和全國同齡流動人口一樣，以從事制造業為主，約占四成左右，其次是批發零售、建筑、社會服務等行業。

不過，北京的情況較為不同，從事制造業的比重明顯較低，從事互聯網、金融、房地產的明顯高于其他二者。這與北京外來青年學歷層次較高及城市功能定位有關。

一樣的“飄”，卻分出了上、中、下在“北上廣”三地，外來人口的住房情況大體一致，均有過半數人租房居住。北京人均租房平均月支出904元，超過全國平均水平70%，幾乎是食品月支出的兩倍。可見租房的花銷最讓“北漂”們肉痛。

“流動中國”調查數據中，廣州的老板們能給解決住宿的比例最高，這一點格外明顯。

當然，在不同歷史和政策背景下，“北上廣”三地也均形成了外來人口聚居的城中村，作為多數人“停泊”的首站。隨著房價持續上漲，北京的“蟻族”，上海的“蝸居”曾一度在公眾中流行。

比較“北上廣”的城中村，著實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下圖呈現了其中的不同。廣州的城中村散布在城市中的各個角落,規模和占地都較大；上海的則分布在內環外靠近外圍地區,且規模較小；北京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城市建成區邊緣地帶,約為五環附近。

而更為有趣的是，在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后，“北上廣”三地城中村內房屋空間的變化。

北京多為不斷下壓的空間。在北京圈層的外擴中，內城的城中村逐步被拆遷。城郊村在形態上更多的呈現一種原始聚集村落形式，多為一層或兩層的平房,每戶擁有自己的院落房屋，部分有地下室。

上海則多是不斷向內擠壓空間。對于管治最為嚴格的上海，一方面迫于強硬的政策與監管，一方面又擁有異常旺盛的住房需求，所以只能在漫長的“等待拆遷”中通過內部擠壓的方法“塞”進更多的人。村內原有的樓梯間、獨立廚房、獨立洗手間、院落等均被改造和分隔成住房。

相比較北京和上海，廣州的城市監管較為松散，城中村多加向上加建房屋，表現出一種不斷加建的空間。

雖然可能并不幸福，但還是希望融入

青年們的人際交往狀況又是如何？《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的結論是，北京、上海的外來青年中6.3%、11.4%很少與人交往。其中，上海的外來青年很少與取得上海戶籍的同鄉及本地人交往，將近60%經常與同鄉交往。而北京的外來青年更愿意與本地人來往，顯示出更高的開放性和融入愿望。

如果問及在大都市生活“是否比在老家更幸福”，北京、上海的外來青年分別有32.8%、35.8%的人回答肯定，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廣州只有28.4%的人感到幸福。但問及融入的意愿，“北上廣”三地的外來青年均有超過90%的人愿意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