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和我談起了她的一位男同事，這位男同事比她晚一個月入職。“他打算在明天績效考核時提出加薪10,000美元的要求，”她抱怨道。“我真不能相信他會這么做。我想不到他到這里剛7個月就要求加薪。”

    上周二是同酬日（Equal Pay Day），這凸顯了一個事實，2013年女性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賺到2012年男性同事同樣的薪酬。有關薪酬不平等的討論都著重于政策和體制歧視，這很重要。但我感興趣的是在哪些因素上我們個人能夠有所作為。在Y世代（Gen-Y）女性網絡社區Levo League上，我聽過無數像我朋友這樣的故事。我意識到：你不一定能得到你應該得到的，你得到的都是你所要求的。

    新入職場的女性賺的錢是男性同事的約90%，而且這個差距隨著年齡增長還會進一步擴大。我知道，我的男性朋友與公司協商起薪的可能性比我高四倍，但我畢業后到麥肯錫（McKinsey）任分析師時并沒有要求提高起薪。

    像我這樣未要求提高起薪的人并不少見。在對Levo League社區進行調查時，我們發現，約75%的人在入職當前的職位時都沒有要求公司提高起薪。不要求的結果，可不那么美妙：等到60歲時，這個損失將高達50萬美元。

    為什么Y世代女性不要求更高的薪酬

    這些女性有無數的借口：“說實話，經過實習期和一段時間的海投簡歷之后，能得到這份工作已讓我倍感幸運，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足夠公平的起薪。”或者：“這家公司能招到我，真是他們的運氣？我可沒這么想過，我想的是能呆在這家公司很幸運。”

    我很少從我的男性朋友那里聽到這樣的回答。“我每3個月都會要求加薪，從沒失敗過，”其中有一位這樣告訴過我。“公司應當知道我帶來了多少價值，我希望獲得應有的報酬。”

    女性為何克制自己不提漲工資？一個原因是她們感覺可能需要獲得準許。另一個原因則是擔心可能有違社會觀念。一項“女性為什么不愛協商薪酬？”（Do Women Avoid Salary Negotiations?）的研究稱，如果一條招聘信息注明“薪酬面議”，女性更可能進行薪酬協商，因為她們認為，這是預期當中應當做的事情。

    謝莉爾•桑德伯格的新書《互依》（Lean In)強調了損害女性職業的那些社會觀念。隨著女性職位的升遷，她變得更有權力，不再那么受人喜愛——而他們的男性朋友會變得更受人喜愛。變得霸道和頤使氣指并不一定就等于女性成功。但是，殘酷的現實是，如果女性想獲得同工同酬，就不能囿于社會觀念，不主動要求加薪。

    有意思的是，女性實際上在談判方面優于男性——假若她們是在代表別人進行談判。“女性代表他人談判的表現比男性出色14%至23%，”斯坦福大學商學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瑪格麗特•尼爾在《互依》的講座中談到談判時表示。另一項研究顯示，一旦女性希望能在談判中拿出出色的表現，她們就能輕而易舉地就能在談判中勝過男性對手。
    (談判)熟能生巧

    《女性為什么不主動提要求？》（Why Women Don't Ask）的作者琳達•巴布科克表示，好的談判通常都以一句話開始，這句話能展示你的語言表達和技能。舉例來說：“我不知道處于我這個級別的人是否經常談判，但我希望你會看到我在這方面的技能，把它看成我給這份工作帶來的重要價值。

    Y世代女性可以成功地進行協商。在Levo League網絡社區中協商起薪的女性中，約一半人的起薪得到了提高。那些起薪沒有獲得提高的人也沒有被取消錄用（這是另外一個常見的擔憂）。

    一位要求提高起薪但被拒絕的女性也并沒有感到沮喪。“我提出了要求，”她說。“我鍛煉了自己談判的技能。我還活著。這是一種釋放。下次就不會再這么困難了。”

    為了獲得同工同酬，Y世代女性需要習慣這種不滿足的狀態，同時要求獲得更多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