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在《平等與效率：重大選擇》一書中提到：“平等和經濟效率之間的沖突是無法避免的”，“或許這正是為什么它們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接下來，奧肯進一步論述：“作為更多地獲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獲得某些其他有價值的社會成果的可能性），無論哪一方的犧牲都必須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許經濟不平等的社會決策，必須是公正的，是促進經濟效率的。”以此作為衡量的尺度，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狀況恐怕恰恰是南轅北轍的。
      就社保繳費基數上調，近日有媒體描述稱：“每年的7月，成為了中低收入者最為憂心的時期。每每此時，社會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不出意外地‘上調’，由此這一月被戲謔地稱之為社保的‘漲價期’。”

      實際上，各地的調整時間并不一致，主要看當地統計局公布上年平均工資的時間。據報道，從4月份開始，各地區就已經陸續開調。社保繳費基數的調整，從一些地方的媒體報道看，似應從當年1月1日開始。所以，在人社部門作出調整后，企業和個人繳費還需補繳前幾個月的差額。

      社保繳費帶來的糾結

      到網上搜尋發現，北京市于2013年6月17日公布“2013年各項社會保險繳費工資基數和繳費金額”。基于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2012年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為5223元，按此核定的“繳費基數上限”為5223元的300%，即15669元。但“五險”的“繳費基數下限”又各有不同，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下限為5223元的40%，即2089元；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下限為5223元的60%，即3134元。養老保險按8%計算，最低為167.12元（2012年為149.52元）；失業保險按0.2%計算，最低為4.18元（2012年為3.74元）；醫療保險按2%（+3元）計算，最低為65.68元（2012年為59.06元）；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個人不繳費。按以上數據計算，參加“五險”，最低繳費為236.98元（2012年為212.32元）。

      上述報道中舉了北京金先生的例子：金先生5月份的工資條顯示，代扣養老保險費179.20元，醫療保險費59.06元，失業保險費4.48元；而到了6月，其工資條上代扣的養老保險費陡然增至707.60元，醫療保險費增至179.90元，失業保險費增至17.69元。就此，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員向記者解釋稱：社保基數每年這個時候都會作出一定的調整，凡是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職工，按照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資確定繳費基數。

      按照這個解釋，在2013年6月，社會保險基金的繳費基數進行了調整。金先生5月的繳費是按2012年的基數，亦即按2011年的月平均工資計算的，6月的繳費是按2013年的基數，亦即按2012年的月平均工資計算的。社保費用的陡增說明了金先生的工資陡增。分別以養老、醫療、失業三項保險的繳費額推算，金先生2012年的月平均工資已經達到8845元。而在2011年，金先生的月平均工資好像只有4672元，2013年漲了89.32%，增長得好快，但愿不是“被增長的”。當然，這里所說的工資收入是稅前的，在交了905.19元社會保險費以后，再交1587.96的個人所得稅（稅率20%），最后領到手的工資似應為6351.85元。

      社保制度的尷尬現狀

      城市職工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每年必漲”，按理說，其法律依據應該是《社會保險法》。但是，《社會保險法》第五十九條僅規定：“社會保險費實行統一征收，實施步驟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按此條規定，查到1999年國務院發布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其中規定：“社會保險費的費基、費率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的規定執行。”于是再查北京市的相關規定，有2003年出臺的《北京市社會保險費征繳若干規定》，其中規定：“社會保險費的征繳范圍、繳費基數和費率依照國家和本市有關規定執行。”這些規定都非常的“原則”，看來要找到確切的關于“社會保險繳費基數及比例”的法律依據，得花很大工夫才行。

      在上述報道中，有專家提到：“低收入的人繳費率可能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你收入低于60%，實質上你的繳費率是要高于法定的繳費率的。”按以上所述的北京市的相關規定和2012年月平均工資5223元計算，60%就是3134元，這是醫療保險費的基數；40%是2089元，這是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基數。如果工資低于這個數，交納社會保險費的比例就高于國家規定了。而2013年北京市的最低工資僅為1400元。在北京，有多少人的工資徘徊在1400到2000元間？

      再看其他城市的情況，從網上搜尋得知：2013年，上海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下限是統一的2815元，最低工資是1620元；重慶市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下限是統一的1335元，最低工資是1050元；沈陽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繳費基數下限是2095元，醫療保險是3212元，最低工資為1243元；杭州市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下限是統一的2005元，最低工資是1470元；廣州市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下限是統一的2529元，最低工資是1550元；深圳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繳費基數下限是1600元，醫療保險為2728元，最低工資是1600元。相對而言，深圳的制度安排還算比較合理。但全國有多少工資少于社會保險繳費最低限額的勞動者吃了“暗虧”，這個數字不得而知。

      正因為存在以上制度漏洞，“國內個別企業員工放棄社保來換取更多的直接收入”。這是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6月發布的《〈社會保險法〉實施情況研究報告》中披露的。

      以上的“個別企業員工”究竟有多少呢？據人社部提供的數字，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261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336萬人。但是，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4543萬人，僅為農民工總量的17.30%，為外出農民工的27.81%；參加醫療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4996萬人，僅為農民工總量的19.02%，為外出農民工的30.58%；參加失業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2702萬人，僅為農民工總量的10.29%，為外出農民工的16.54%；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7179萬人，僅為農民工總量的27.34%，為外出農民工的43.95%；參加生育保險的農民工情況沒有提及。

      所以，上述“個別”居然是一個數以億計的龐大數字。還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應該并沒有包括在城市間流動的勞動者的數字。

      制度不公需要正視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在《平等與效率：重大選擇》一書中提到：“平等和經濟效率之間的沖突是無法避免的”，“或許這正是為什么它們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接下來，奧肯進一步論述：“作為更多地獲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獲得某些其他有價值的社會成果的可能性），無論哪一方的犧牲都必須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許經濟不平等的社會決策，必須是公正的，是促進經濟效率的。”以此作為衡量的尺度，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狀況恐怕恰恰是南轅北轍的。

      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個報告指出，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消費率一直在下降，目前不僅遠落后于美國，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也相當大。報告指出，以往的傳統看法常常把目光聚焦在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上，但實際上，中國消費率的下降，主要是受到工資水平下降的影響，中國的工資水平在GDP中的比重已經從20世紀90年代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1%，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

      2008年世界銀行的另一份報告再次提及，在論及中國的勞動所得偏低時，尤其要關注中國政府的稅收問題。研究表明，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勞動者承擔的平均稅率迅速增加，由2000年的26.9%增加到2008年的45.4%。短短9年間，幾乎翻了一番，遠高于經濟合作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高于歐盟15國的平均水平，超出澳大利亞與美國近一倍。為此，世行建議中國應該大幅度降低勞動者的稅率，尤其是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會保障的繳費，包括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

      世界銀行的建議是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