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清華大學畢業，第二年，在河南鄭州面向社會公開選拔配備67名碩士科技副鄉（鎮）長中成功入圍，成為一名副鎮長。

　　5年青春路，走來不尋常。紛繁復雜的基層事務讓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所經歷的思想變革和作風轉變，外人很難體會。基層工作，為我的人生打開了一扇新的門。

　　信訪就是“信號”

　　到任后聯系村，給我定的是趙仙洞村。第一次去村里，幾個老上訪戶圍了上來，要求解決問題。說實話，自己還真有點手忙腳亂，沒想到在基層要面對的問題那么復雜，所學的法律知識，竟然沒有用武之地。一時間，沮喪涌上心來。

　　有個70多歲的老人，是個老上訪戶，原是這個村的閨女，出嫁后，戶口沒有遷出，老人要求享受村里的福利待遇。但根據村規民約，凡是出嫁的閨女，一律不享受村民待遇。

　　多次溝通后，老人的心結打開了：以前靠丈夫退休金過活，丈夫去世后自己沒了收入來源，生活難以維持。于是，我聯系了有關部門，給老人辦理了低保手續；還協調村委會，給老人發放了扶貧物資。雖然訴求沒實現，但老人還是放棄了上訪的念頭。

　　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信訪就是“信號”，是提醒我們工作還有不到位的地方。特別是一線的基層干部，在這種信號面前，不論事情“大小”，決不能熟視無睹，一定要“靈敏接收、及時處置”。

　　有“武器”還要有“武藝”

　　剛到基層工作的時候，很多事情用原有的知識解決不了。太多的無奈，曾讓我萌生知識無用論的認識，認為在基層，群眾不明白，道理說不通，知識用不上，啥事靠人情。

　　但真正深入問題時才明白：知識如 “武器”，很多時候不是“武器”沒用，而是“武藝”不精，即與群眾交往的本領不夠強。當然，“武藝”不是與生俱來的，需要觀察群眾的思維、學會群眾的語言，練成與群眾打交道的本事。

　　2013年，我負責處理一個花木市場拆遷的信訪問題。問題錯綜復雜，各種法律關系交織，利益主體多樣，涉及幾百戶業主和租賃戶的切身利益。他們情緒激動，認為一拆遷，自身利益會蕩然無存，出現過好幾次堵塞道路、打橫幅圍堵區政府等過激行為。

　　我帶著人核查了所有資料，弄清各個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又與利益方代表多次交流溝通，充分聽取想法。

　　我堅持的原則就是“實事求是、依法依規”。在法律范圍內，對各自的利益界定明晰，確保公司和業主的利益都得到最大程度的維護；對于個別仍有其他利益訴求的業主，支持他們走法律渠道獲取自身正常利益，自己提供相應的法律援助。因為對法律關系及法律流程都很熟悉，我的解釋和溝通以及協調方案得到認可，最終實現了項目的穩定拆遷。我又重新認識了知識的力量。

　　越淬煉越閃光

　　幾年來，我抱定一個信念，來就是當學生的！我要把基層當課堂，把百姓當老師，把難題當課題，在基層的大熔爐里好好淬煉自己，好好升華自己。

　　淬煉首先是身體和心理上的，基層的工作強度很多時候超出想象。我做過一個城中村拆遷改造工作的指揮長。一個拆遷指揮部，上百人的隊伍，涉及幾千群眾切身利益的工程。一瞬間，所有的壓力都集中到我一個點上，沉重到窒息。那段時間，我每天工作超過15小時；每時每刻都被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包圍著；電話一個接一個，打到耳朵發蒙；問題一個連一個，說話說到嘶啞。那種身體和精神雙重壓力，有時真讓人到了崩潰邊緣。

　　過去，基層的概念在心里很淺淡。但到基層后明白了，基層是一個國家的神經末梢。黨委政府所有的政策、方針都要通過基層傳導給群眾。群眾的冷暖、喜樂都要通過基層傳導給上級。在這里，群眾的喜怒哀樂，我們第一時間感知。如何把群眾的意見和訴求整理好、處理好、反映好，考驗著我們的執政能力、治理水平，也拷問著一名共產黨員的黨性和良知。基層的工作方法也不同，除了硬性的政策準則外，還有柔性的情感傾注，既要堅持政策、堅持標準，更要注意講究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