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座城市全國500強企業的中青年員工有78.9%的員工有過“煩躁”情緒

　　職業人群頻現“焦郁碌”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約有2億到3億人存在心理健康問題，其中抑郁、焦慮和失眠位居前三位。這一特征在職業人群中尤為突出，一份針對30座城市50家全國500強企業的中青年員工的調查報告稱，78.9%的員工有過“煩躁”情緒，59.4%的人感受過“焦慮”，38.6%的人覺得“抑郁”，僅有5.8%的員工稱自己沒有壓力。焦慮、抑郁、忙碌的勞動者成為職場“焦郁碌”。

　　“每天像空轉的發動機，很累很空虛。”職場新人張曉軍如是描述自己的工作狀態。小張在上海一家世界500強企業工作，入職3個月以來，失眠成為他生活里的一大煩惱。“整夜睡不著，擔心工作出現差錯。”由于缺乏經驗積累，跨部門溝通、處理客戶關系等日常工作讓小張倍感焦慮。

　　數據顯示，年輕員工抑郁癥狀的發生率較年長員工略高，已婚員工抑郁癥狀的發生率顯著降低，“剩男剩女”員工成為抑郁癥狀的高發人群。

　　自嘲是女“碼農”的孫潔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程序員，今年29歲的她還是單身。情感的困惑和生存的壓力嚴重影響了孫潔的工作情緒，“整個人變得特別敏感和脆弱，很容易發脾氣”，原本性格開朗的她顯得心事重重。

　　據日前發布的《2013年中國職場心理健康調研報告》顯示，工作不確定性、個人發展受限和動力源匱乏是職場人群主要的壓力來源。其中，國企和事業單位員工在工作耗竭和抑郁傾向上，明顯高于其他類型企業。

　　今年32歲的齊軒辰在北京一家國企從事行政工作，“即使不加班，在家也要隨時收發郵件”。小齊認為，自己的壓力主要源于承擔責任和工作風險。此外，單位的晉升機制、薪酬待遇、人際關系也帶給他不小的困擾，工作整7年的小齊常常感到疲倦、煩躁和平淡。

　　職場壓力不能承受之重

　　“比人生未知的歷險更可怕的，是那種一眼就看到老死的時光。”當初正是因為在一本書上看到了這句話，學習計算機專業的陳義博在大學畢業時放棄了國企的工作機會，選擇去外企工作。然而3年過去了，他并沒有體會到“歷險”的成就感，反而陷入了深度職業焦慮。“現在的職位和薪酬都不理想，可能會跳槽或者轉行吧。”小陳向記者坦言，自己當初的職業預期有些脫離現實。

　　報告顯示，除工作負荷、工作環境等客觀因素外，理想與現實差距產生的挫敗感是導致職業人群焦慮的重要因素。此外，社會競爭加劇、生活節奏加快、生存成本提升等因素成為職業人群頻現“焦郁碌”的現實誘因。

　　張曉雅在北京CBD的一家會計事務所工作，“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雖是朋友對她的調侃，但也是她生活的真實寫照。“經常找不到能傾訴的對象，下班后滿身疲憊地擠在地鐵里感到很孤獨。”張曉雅所在的部門，員工平均年齡不足30歲，激烈的競爭環境讓張曉雅們不敢怠慢。

　　采訪中記者發現，多數被訪者對職業心理亞健康的危害并沒有清晰的認知，甚至采取回避態度。數據顯示，面對壓力，“自我減壓和心理調節”仍是職場人群采取的主要方式，僅有不足3%的人選擇通過專業心理咨詢機構得到幫助。

　　專家提醒，長期處于職業心理亞健康狀態可能導致職業枯竭。職業枯竭也稱心理枯竭，是在工作重壓之下產生的身心俱疲、厭棄工作的主觀感受，患者感覺身心能量被工作消耗殆盡，不僅表現為生理機能的減弱，還表現為自我效能的下降，成就感和自我評價隨之降低。

　　心理援助搭建情感紐帶

　　隨著職場人群心理健康問題的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工會開始關注員工的心理健康，并嘗試通過多種路徑搭建心理援助平臺。宣泄室、心理咨詢室、心靈驛站等減壓場所在企業落地，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和心理疏導員在企業出現。2008年，中央國家機關工會聯合會依托中科院心理所成立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撥打24小時心理健康咨詢服務熱線，便可預約申請一定次數的免費心理咨詢服務。

　　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是職場人群接受心理援助的另一重要途徑。EAP即“員工幫助計劃”，是企業為其員工設置的一套系統、長期的支持項目，通過專業人員為員工提供診斷、評估、培訓、指導與咨詢，幫助解決員工及其家庭成員面臨的各種心理和行為問題，從而提升員工心理資本和工作績效，改善組織氣氛與管理效能。

　　“EAP首先是滿足員工的個人需求，包括情感需求、職業規劃、生活壓力、家庭幸福，在滿足個人需求基礎上，最終實現員工和企業的雙贏。”武漢大學心理咨詢師培訓中心EAP項目總構架師張再紅告訴記者，從2001年第一個完整意義上的EAP項目在我國誕生開始，經過十幾年的發展，EAP的本土化過程顯現出新特點：由出現問題后進行應對的“解決模式”逐漸向“預防模式”發展。

　　此前有醫學專家認為，在某些行業，職業病有向心理疾病蔓延的趨勢，建議修改《職業病分類和目錄》，將心理疾病列入職業病范疇。不過業內人士指出，這種建議就目前的法律實踐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心理疾病存在舉證困難、賠償標準難界定等現實問題。